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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檢扶貧筆記:這件事讓我開始認識到“授人以漁”的重要性
時間:2020-09-13 10:32來源:方圓責任編輯:高楊清

199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定點扶貧云南省文山州壯族苗族自治州西疇縣,2015年,云南省文山州壯族苗族自治州富寧縣也被納入最高檢定點扶貧的名單之中。2018年,西疇縣率先摘下了“貧困縣”的帽子,2020年,富寧縣也將迎來“脫貧摘帽”。在25年時間里,最高檢先后向這兩個縣輸送了33名扶貧干部,他們參與、見證了脫貧攻堅的這段歷史,而這段歷史,也終成為他們一筆珍貴的精神財富。

那些讓我在夢里紅了眼眶的回憶

口述|李世明 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原副廳級干部(已退休)

李世明(右一)到西疇縣政府報到。(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1996年春,經組織批準我擔任第二批最高檢駐云南省西疇縣扶貧掛職干部,任副縣長。機關黨委告訴我,過幾天領導會送我去西疇縣報到,我滿心歡喜,等得還有些心急,沒想到沒過幾天西疇縣委書記和常務副縣長就來最高檢匯報工作了,我也有機會提前見見未來的同事。

當天下午兩點半,縣委書記和常務副縣長在機關黨委領導的陪同下進了會議室,書記說會議三點開始,讓他們先休息一下。我這兩名未來的同事皮膚黝黑,各穿著一套將校馬褲呢軍裝,休息的時候,常務副縣長一直站著不坐下,會議開始前轉身出去了,是去衛生間了?可過了好一陣他還沒有回來,我去衛生間喊人也無人應答,只能到處去找,最后,我在樓下的樓梯后面看到他背對著我,松了腰帶在肚子上找什么東西。

聽到我的聲音,他系上腰帶轉過身來,下巴夾著兩疊人民幣。看著我震驚的表情,他紅著臉不好意思地把錢放進公文包里,說路上害怕被盜,“放在保險褲頭里面安全點”。那一瞬間,我心里不知道是一種什么樣的滋味。

我到了西疇縣沒幾天,就急著要去看貧困戶。老吉普顛簸了幾個小時下到村里,找到了最窮的一戶留守老人家。屋里黑暗、臟亂,床上一堆破被子,一個干瘦的老頭蹲在地上抽煙,老太太給我們倒了點兒白開水,嘴里只說好話……縣里的一個領導看到這樣的場景眼眶都濕潤了,給了老太太100塊錢讓二老好好保重。結果剛離開不遠,就聽見二老家吵聲翻天。村干部一看,馬上回去一個人,過了好一陣哭聲才慢慢平息。

我低聲問村干部發生了什么事,他嘆了口氣說:“李副縣長,今天上面領導突然給了100塊到老太太手里,這非常不妥。老頭從來沒見過這么多現金,向老太太要,老太太不肯,怕他突然有了這么多錢出去惹事,老頭一著急,騎在老太太身上就打。村干部過去喝止,說錢歸村里了,每個月折成糧油給他們,這事才過去。”從這以后,我們再去訪貧問苦,只拿糧油,不帶現金。懷著一腔熱血來扶貧,究竟該怎么做,我們還是缺乏經驗啊。

這件事讓我開始認識到“授人以漁”的重要性。一方面,必須加強基礎教育斬斷窮根;另一方面,必須有扶貧項目落地,讓貧困人口有就業的機會。

在教育方面,通過我的一些協調,從1997年9月開始,某公司教育中心免費為西疇縣培訓20名高中畢業生,一直到他們大專畢業,之后可以在北京工作一段時間再回西疇縣工作。另外,我還協調申請從國家檢察官學院選派了一位英語水平較好的年輕干部,到西疇縣一中任副校長兼英語課教師。

而在扶貧項目的落實方面,從找項目、進行多方申請到項目落地,通常也需要幾個月的等待時間。有次我接到上級電話通知,說有關扶貧項目已經批準,讓我抓緊去省里申請、協調,落實資金問題。為此縣里還專門派了一輛性能較好的越野車和一名經驗豐富的司機劉師傅,一大早,他就在縣委宿舍等我們,我們胡亂扒拉了幾口米線就出發了。

越野車在盤山公路上奔馳,很快就過了文山州。經過一個集鎮,車子慢了起來,原來當天是趕集日,群眾把路占得滿滿的,在市集中進行著農副產品的交易。清一色的舊軍裝和破舊解放鞋形成了綠色的人流,偶爾幾個著裝鮮艷的苗族女人在人群中顯得格外醒目,前面一輛破舊卡車上站滿了乘車群眾,卡車走走停停,不斷有人爬上爬下。我們的車慢慢跟進,突然有一個人從卡車上被擠了下來,靠著背簍坐在地上,我在車里失聲喊了出來,幸而車速慢沒造成事故,這時幾個帶袖箍的市場管理人員跑過來開始維持秩序,禁止人們再上車。

好不容易擠出集市,長途山路又開始了。這種行車安全有一個“潛規則”,乘客里必須有人同司機坐在前排,路上不斷給司機點煙、聊天,以免師傅打瞌睡出現意外。長途行車中,各種段子齊飛,在大笑聲中時間過得飛快。

在路途中,想找到現在國道省道配備的服務區是不可能的,人有三急的時候只能在公路邊的樹林里解決。高原上驕陽似火,把公路烤得發軟,我們都在樹蔭下活動身子。劉師傅抽完煙習慣性地圍著車子看了一圈,突然發現地上有幾滴油跡,他用手指抹了一下,發現是新的,趕快把車往前開了幾米剎車,然后下車再進行觀察,發現還是有油滴。

他讓我上車幫他踩剎車,他趴在車下看,不好,剎車管漏油了!大家圍上來,腿直發抖,萬幸,如果不是下車方便,如果劉師傅沒有習慣性的檢查,如果車直接開下山,在剎車失靈的情況下,后果將不堪設想。我們離葬身谷底“光榮”只有一步之遙。

大家不停地擦汗,在路邊等待可以幫助我們牽引的車輛,等了好久卻一直不見什么車影,有人找到路邊牌子上的救援電話,結果山里信號不好總是打不通。

劉師傅在對車輛檢修之后告訴我們,現有條件沒法處理剎車管漏油的情況,如果沒有車來救我們,他可以掛上低擋載著大家慢慢往前走。如果遇到急下坡,大家就的下車步行過去,以防出現拐彎剎不住車的危險。

就這樣,越野車在峽谷中慢慢扭動著,不時一行人扶著車拐過一個個彎道。十多公里后,終于到了南盤江邊的一個小鎮,找到了修車鋪。修車鋪有現成的剎車管,修理師傅講,這條路上因為剎車管漏油翻車的事故很多,他們常備著零件。我們這款日系越野車車底設計不合理,固定車座的螺栓和剎車管交叉,路面顛簸的時候互相摩擦就會造成剎車管漏油,按理說廠家應該召回的,但是還是在中國銷售。

晚上吃飯的時候,大家頻頻給劉師傅敬茶。他咧開嘴笑著,對著大玻璃杯輕輕吹著茶葉末若有所思的神態至今還歷歷在目。

現在距離我在西疇扶貧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我也從一個當打之年的干部成了一名退休老同志,只是有時下巴夾著人民幣的常務副縣長、留守老人房里傳出的哭喊聲、扶著車走下盤山路的記憶碎片還不時浮現在腦海,讓我紅了眼眶。若說一名共產黨員的光榮體現在哪里,我想雖然不足多多,但曾經拼盡全力給人民群眾創造更好的物質文化生活就是我最光榮的時刻。

在石頭縫隙塞下種子,給山里人修一條脫貧路

口述|楊安瑞 最高人民檢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法律咨詢研究處一級調研員

楊安瑞(右一)調研西疇縣基礎教育情況。(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2006年,赴西疇扶貧掛職的接力棒傳到了我和檢察日報社孫立同志的手上。盡管在參加全院的競爭演講時,我把大學剛畢業就到吉林某縣扶貧的經歷濃墨重彩渲染了一番,借此為評委打氣,也為自己壯行。但是,直到進入西疇前,西疇給我的印象也僅僅停留在“國家級貧困縣”“北回歸線穿過的地方”“遍地長石頭”這幾個粗疏滄桑的詞匯上。先前積累的點滴經驗加上到最艱苦地區建功立業的豪情,讓我對即將面臨的扶貧工作躊躇滿志,似乎一切皆在掌握之中。

在昆明下了飛機,乘坐汽車顛簸幾個小時后,到達一座城市,看到滿目流淌的翠綠,感受著耳目一新的少數民族風情,想起了那首曾經回響在耳畔的《小城故事》,心想這猶如綺麗夢境的地方,怎么會與貧困結緣呢?上一批扶貧的同志告訴我,這是文山州,西疇縣城還要再輾轉兩個小時。

終于到了目的地,縣里領導和同事們的盛情讓旅途的勞頓一下子被甩到了九霄云外,他們告訴我,西疇縣已經比最高檢1995年第一批扶貧干部來的時候強上不少啦。想著這就是我未來兩年朝夕戰斗生活的地方,仿佛初嫁的新娘到了婆家,那份好奇,那份新鮮,摻雜著幾分忐忑與惴惴不安,來前的成竹在胸瞬間蒙上了一層萎靡和茫然,心中的問號也在一點點放大。到底是什么原因讓這個空氣幾乎纖塵不染、山清水秀的縣域經歷十年扶貧,依然落后于整個共和國前進的步伐和節奏?

經過其后一個多月的深入走訪調研,我才明白它貧困的原因。與我曾經親眼目睹過的把扶貧種子換酒喝的懶惰和不思進取截然不同,由于獨特的喀斯特地貌,西疇整個縣域耕地稀少,農民只能見縫插針,在石頭間隙的土壤中塞進種子,用執著、堅韌與抗爭解讀著愚公移山、人定勝天的道理,用夢想、耕耘與希望澆灌著對美好生活的理想與渴望,用辛勤、質樸與頑強書寫著一代又一代山里人的故事。

西疇的全縣人口,我在時二十幾萬,其間又以苗族、壯族居多,契合了文山苗族壯族自治州的名稱特點。各少數民族和睦共處,將當地的古風古韻和淳樸民風一代代傳承下來,純潔的心靈在藍天白云下,和純凈的空氣一起散發著醉人的芬芳。

一次,我利用周末時間一個人到了縣城的集貿市場準備購買一些山貨,看到了一位老農,正在售賣的山貨品相上乘,我用與當地口音差別較大的北方話問道:“師傅,麻袋里賣的蘑菇可是野生的,多少錢一斤?”常年生活在北方的我心里清楚,野生的菌類一定比人工養殖的營養高、口感好、價格貴,但我對于何是野生何是養殖卻是一頭霧水,加之聽不太懂當地的語言,心想上當受騙肯定是難以避免的了。

正在我心里踟躕之際,老者用不太標準的西疇普通話告訴我:我這里的蘑菇是人工養殖的,旁邊的那一家才是野生的,你如果要挑野生的,可以去他那里看看。我看著老者那雖飽經風雨但異常堅毅、豁達的臉龐,雖然瘦削、孱弱但依然固守良知的高大身影,心中為他的誠實、為他的童叟無欺感動了許久。

我知道,山里人,就像那大山,巍峨、挺立,也許沉默,也許寡言少語,但卻總是那么真實,讓你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輕松地放下心中的芥蒂,如沐春風,無所顧忌、自由暢快地呼吸。

雖然克服先天耕種環境的不利,西疇人也有自己特色的農產品,但受制于當地落后的交通條件,山里村民的許多綠色產品如草果、毛竹筍等,銷售鏈條短,銷售量小,附加值低,當地一些村民甚至一兩個月足不出山。一次,縣政府辦公室的一位同事陪我下鄉調研,到了村口暴雨驟至,汽車無法前行,我倆小心翼翼地踏著濕滑的淤泥路面,跌跌撞撞、一步三滑地走進村里。同事告訴我,西疇的新農村建設,一大掣肘便是村里通往村外的路,這條路不通,農民脫貧致富只能是一句停留在口頭上的夢話。

由于那次特殊的經歷,我下定決心,集中扶貧資金,千方百計幫助村民修路。我和孫立將最高檢提供的扶貧資金加上個人爭取來的工作經費掰成幾瓣,為村民購買炸藥、修路工具等;要求選定的示范村出工出力,廣泛參與。一些在外地打工的青年人聞訊趕回,主動投身于家鄉的基礎建設中,村民的積極性爆棚。美好家園建設在廣大村民的積極參與下突飛猛進,并且發揮了星星之火的示范燎原作用,新農村建設很快成了村民們的自覺行動。

我在西疇就職一年,再次去西疇時,已經是近幾年最高檢組織的一次扶貧干部西疇故地采風。我們一行重走當年的山山水水,尋覓著當年的足跡,可惜,記憶仿佛被浪花沖刷過的沙灘,昨日的一幕幕仿佛只是夢境,一切都顯得那么陌生。縣一中原先的破舊校舍早已被一排排潔白亮堂的辦公樓、宿舍樓取代,寬大平整的操場上沒有了以前的擁擠喧囂和崎嶇不平。縣城的道路在以前的基礎上作了拓寬和整修,文化廣場附近的建筑也進行了升級換代。參觀的蔗糖大型生產車間使我不敢相信在西疇居然還有這么先進的蔗糖生產線。

幾十年來,一批批扶貧干部咬定青山,繼往開來,在黨中央扶貧政策的感召下,在西疇縣委政府的勠力同心、堅強領導下,團結當地各族人民,揚長避短,不辱使命,以高度的主人翁責任感投身于西疇的經濟和社會建設,以永不放棄的執著和積累為西疇增磚添瓦,使西疇的脫貧攻堅事業開花結果,綻放出了耀眼的光華。

在中國夢的宏大背景下,敢問西疇的小康路在何方?我想答案是肯定的,路在腳下!

我是扶貧工作中一名普通的同行者

口述|鞏宸宇 檢察日報社黨委辦公室負責人

鞏宸宇(左一)深入村民家走訪摸排。(圖片來源:受訪者供圖)

2017年7月,我來到云南省西疇縣西灑鎮瓦廠村擔任第一書記。在全體干群的努力下,到2019年4月底,貧困人口曾經超過全村三分之一的瓦廠村成功脫貧,貧困發生率下降至1.4%。看到這個數據,好像扶貧過程像打怪一樣從頭到尾都是一個“爽文”,但實際上,“被拒絕”才是我的一堂必修課。

拿扶貧車間來說,這在目前是一項非常熱門而且扶貧成效非常顯著的“短平快”項目,意思是政府在政策層面為廠房、設備和人力支持提供相應的保障,企業將部分工作量分包到村,直接讓困難群眾在家門口務工增收。這樣一來,企業通過相對較低的人力成本,讓困難群眾也實現了利用農閑時間在家門口務工增收。所以,無論是西疇本地的干部還是我們,都極力想聯系推廣這樣的項目。

起初我認為這項工作應該很好開展,因為在我看來企業完全是穩賺不賠的,只要企業有訂單,這邊就可以提供人力完成工作量。然而對接了許多企業,結果很不理想。這次回家我向本地企業老總請教、向當地扶貧干部請教、向前輩長輩請教,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我一次次“招商引資”失敗?后來我找到了三個原因。

西疇缺少扶貧車間的人才基礎。走訪多個扶貧車間,我發現能夠做起來的基本都是村子里有至少一名技術骨干或致富帶頭人,且他可以通過自己的資源尋找到充足的訂單,而后通過組織人力開展生產維持車間的穩定運行。在西疇,不能說沒有人才,但這類低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技術骨干少之又少,難成規模。而真正有實力和品牌的企業不會貿然將車間設在村鎮。

此前我和武漢一家業內比較出名的服裝加工公司負責人聯系過,他提出到西疇來發展的底線是要一個流水線大型生產加工車間,短期內不會考慮將工作量分散到村。他解釋道,因為過于分散的車間不僅會增加不必要的成本,還導致產品質量和效率的不可控性,這對于依靠質量和密集型流水線生存的手工業來說,可能會帶來無法估量的毀滅性打擊。

還有就是企業追求長足持續收益,外來企業僅以車間形式入駐當地,投入產出比太低。許多企業都提出,僅僅靠幾個小車間根本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做來料加工也不現實,如果不能依托當地建設企業,這種“遙控指揮”式的扶貧項目只能是空中樓閣。用一位老總的話來說,“我每年光從這里飛云南查看產品質量和進度,就要增加上萬元的成本”。

不過扶貧車間模式當然要做,但不能全指望通過“短平快”來進行招商引資,應當結合當地實際挖掘、培養出一批具有工匠精神的能工巧匠,幫助他們建廠設店。雖然在巨大的脫貧壓力面前,這些需要幾年甚至十幾年才可能見效的投資顯得蒼白無力,但長期積累沉淀后爆發出的后勁足以撼動頑固的貧困與落后。

我還在不斷聯系企業,希望他們能夠來這里做扶貧車間,當然,不僅僅是為了做幾個好看的廠子完成幾戶脫貧任務,而是希望他們的到來能在當地培養起一批年輕骨干。我們需要的不僅是此時此刻機器轟鳴的短暫忙碌,更是未來人才濟濟百家爭鳴的長久繁榮。

在組織的關心幫助下,結合西疇的文化背景與勞動力素養等特點,我們成功對接了一家文創企業和一家電子線圈加工企業。相較其他產業,這兩個企業是經過了周密細致的調研和論證確定的。

云南是旅游大省,文創產品需求量大,但本地文創生產加工企業卻存在不小缺口,西疇本身具有“北回歸線穿過的地方”“日出湯谷”和“兩山戰役”這樣先天的文化基礎,這些產業并不需要非常專業的技術和知識水平,只要身體健康、視力正常、做事認真就可以做。

而前來開廠的兩個企業都是業內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響力的大企業,訂單豐富,且具備選派技術人員來村指導培訓的條件。就這樣,經過協調聯系,兩個企業同意在瓦廠建立扶貧車間,但需要我們保證至少15人到30人左右的勞動力作。

接下來就是如何向群眾宣傳扶貧車間項目和相關政策的工作了。宣傳動員起初并不順利,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因為扶貧車間對村民而言并不是簡單地放下農具拿起工具,也不是簡單地從田間地頭來到車間里頭,而是要徹底轉變思想觀念,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民,變為嚴格遵守工業化生產秩序的車間工人,這個重大的思想觀念和身份的轉變對他們來說是革命性的。

于是我和村委的干部們商量,還是要采取點對點、逐一突破的方式進行動員,光靠村民大會宣講政策很難讓群眾聽懂聽清。于是我們將目光鎖定了幾類人群中,比如照顧老人孩子而留守在家的婦女、家庭突發變故被迫放棄在外打工回到家中的人和具有一定文化基礎有可能成為后備村兩委干部人選的年輕人。就這樣我們分頭行動,雖然動員起來還是困難重重,也最終還是基本完成了任務。

車間正式成立后,像其他新創業的企業一樣,也經歷了建章立制、選拔技術帶頭人、培養本地管理人才等一系列過程。當我駐村期滿離開瓦廠時,兩個車間已經基本實現了自主管理、自主生產,也有了50余人穩定的勞動力隊伍。

這讓我想起幾次聯系扶貧車間失敗后,縣委書記蔣俊和駐村工作總隊長阿里、縣委副書記張慶敏和我聊天時說的話,要把眼光放遠一點,脫貧攻堅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實實在在讓我們的舉措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確實,有時候我們只看到了眼前的一小塊任務,想著有這么大的單位和那么多同事在背后支持,扶貧工作做起來自然也得心應手一些,然而跳出這個村子再看周圍地方,原來脫貧攻堅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艱辛。

扶貧兩年,我已經學會了平靜面對“被拒絕”。我必須認識到自己的不足和無奈,但我選擇做一個充滿情懷和信仰的人,群眾需要我有更強的能力,那我就拓展能力;群眾需要我有更廣闊的平臺,那我就延伸平臺。總之,我就是他們身邊一名普普通通的同行者,但當他們需要我時,我必須在,并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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